法治杂谈：“插手”论
新华社播发的中纪委处理程维高严重违纪案件的报道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，插手行政事务，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”。程先后担任过省长、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省长是行政首脑，主管行政事务，不存在“插手行政事务”的问题。他的这个严重错误，应当是当省委书记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时所为。重要的是，中纪委的决定，宣示了一个普遍原则：党政要员越权行事属违纪行为，而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曾几何时，一些人总是认为领导可以包揽一切，监督可以无所不至。须知，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有边界的，党有党章，国有国法，党章和国法授权的同时又限权，没有限制的绝对权力在法治国家是不存在的。权力的恶性膨胀，对国家民族是灾难，对本人是悲剧。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，典型事件比比皆是，程维高重蹈覆辙，也栽在这上头了。 “插手”者，非法干预也。行政事务，分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。抽象行政行为，程序繁复，一般不大好“插手”，而且也没多少甜头。所谓“插手行政事务”，恐多指具体行政行为，即行政个案。按理，经常性的具体行政工作，那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，书记或主任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为此劳神费力。可是现实中，有些人惯于以老太爷自居，包打天下，威风八面，横行于不属于自己的“领地”。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打着领导者的旗号或以监督者的名义，滥用手中的权力，恣意妄为。有的人已经退出政坛，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和公民，却还运用既往的影响力，到处伸手，给别人添乱，为自己捞取好处。这类现象的存在，自然有个人因素起作用，但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缺陷。改善党委的领导方式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；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权限模糊，由来已久，而相关的体制改革迟迟不能到位，使“插手”行为畅行无阻，几乎成为一种通病。更令人奇怪的是有关部门和人员竟把消极当积极、失误当经验，加以介绍和推广，媒体也推波助澜，吹得天花乱坠。 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天性。因此，需要制约和监督。西方国家的分权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的分工，是两种不同模式的制约体制。要达到制约有效，起码应做到三点：一是划清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界限，弄明白能够干什么。无论什么人，都必须在法律确定的范围之内从事职务活动，不得越雷池一步。二是设计出科学的程序，明确怎么干。委员会制，个人不能决定问题；会议制，个人不能作实体性“批示”；首长负责制，个人不得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这都是常识性的“游戏规则”。三是规定对越权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，用刚性的责任追究制遏制“插手”行为。没有这几条约束，权力就会异化，变成“魔鬼”，横行无忌，为害天下。 “插手”行为，严重干扰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，削减公共权力的效力。而“插手”之人，大多数有其个人目的。有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，树立自己的形象，寻求因擅权而生的快慰和满足；有的是为自己和亲朋牟取不正当利益，为他人谋利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。真正出于公心者不多。领导者、监督者也可能办关系案、人情案、金钱案，而且能量比一般人大得多，“成功率”更高，收益更大，查处却更难。这是因为，他们手中有杀伤力很大的权力，干起此类勾当不费吹灰之力，用不着绞尽脑汁，托关系、找门路、请客送礼，一个条子一个电话一个暗示，就能把事情搞定；他们道貌岸然，冠冕堂皇，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色，很容易避开群众的耳目。程维高的“插手”行径，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做得到吗？ 程维高们——这里加上个“们”字，意为此类人物，大大小小，实在不少——“插手”的，也不只是行政事务，还有司法事务、社会事务。因此，这也可以称为“程维高现象”。制止这种现象的蔓延，乃当务之急。